- 张文喜;
人们对青年马克思在政治哲学传统中的定位颇有些踌躇:对哲学来说太过于政治,对政治来说则又太过于对当前意识中的现实敏感。海德格尔等人为马克思安置的位置,都是由此两端确定的。人们满足于想表明现实意识受制于形而上学的控制,同时又强化费尔巴哈哲学对所谓马克思人本政治的模塑。但是,政治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这里不仅比在黑格尔那里表现得更深刻、更激烈,而且展开得更恢宏。这个问题不能根据他对哲学反题体系的追求来定调,只能归结于他对哲学化的政治和革命化的政治的深化。在马克思这里,有一个隐而不彰的关于什么是好的政治的问题。一个反抗骄纵国家的世界必将无产阶级自由原则提升到人的实现的高度。所谓“马克思和黑格尔的问题”的意义不应归结到德国传统,而要归结到在英法寻找新的原则。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和功利主义的批判表明,理论在一国的实现和满足这个国家的要求必须避免一切形而上学的影响。
2025年04期 v.78;No.399 35-4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55K] - 王天恩;
以ChatGPT和Sora等为标志,人工智能全面步入数字智能发展阶段。数字智能基于统计模型通过大数据纳入人类语境/世界情境进行自然语言和视频处理,获得了在既定大数据范围内甚至超越人类个体的自然语言和视频处理及超强泛化能力,促成了人工智能通用性的空前发展,引发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否步入通用人工智能轨道甚至已经通用化的观点对立,关于数字智能的发展由此陷入通用性和通用化构成的通用迷思。数字智能的通用迷思根源于其通用性极度扩展,而人工智能的“通用性”和“通用化”是两个不能通约的概念,即使数字智能通用性无限叠加,也不会走向人工智能的通用化,其中涉及两种不同范式的根本转换。作为信息编码层次的人工智能,数字智能的意义不在于人工智能的通用化,而在于从自然语言到广义语言、从大数据纳入人类语境到纳入世界情境的通用性发展。
2025年04期 v.78;No.399 46-5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48K] - 姚新中;毛雪婷;
对以赛亚·伯林积极自由观的分析应在历史维度中进行。在伯林之前,以T.H.格林为代表的英国观念论者为积极自由奠定了理论基础,形成了伯林所批评的积极自由的初始形态。伯林认为,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源自“成为自己主人”愿望的积极自由,如果基于“自我二分”并以理性主义“真实自我”为导向,会演变为一种压迫性力量。伯林的这一批评促使查尔斯·泰勒和约翰·克里斯特曼对自我观和理性权威进行反思,进而推动了积极自由的当代阐释及发展。对积极自由的纵向分析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伯林积极自由观的本质和价值。伯林并未明确给出积极自由的定义,也未构建起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一缺失正是学界对其积极自由观产生多种解读并持续争论的根本原因。伯林批评积极自由的重要意义在于揭示了人们理解积极自由含义的三个关键要素:自我观、理性观和自我实现。这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积极自由观念的内涵。
2025年04期 v.78;No.399 54-6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11K] - 龚天平;胡莹;
互惠伦理是人类伦理价值规范系统的重要构成。互惠意指个体基于自我意愿或利益帮助他人以增进他人利益并期待未来可以获得某种回报的动机或行为;互惠伦理意指交往各方以互惠方式,把自己的自利或利他偏好付诸行为,且对方应当自觉负有回报义务的伦理。互惠伦理主要包括积极互惠伦理和消极互惠伦理。互惠伦理之所以可能,是建立在行为能力、理性能力、同感能力等一系列具体条件的基础上的。只有得到人们的恰当践行,互惠伦理才能走向稳定。互惠伦理践行机制主要包括社会奖惩制度、他人评价与监督等外在约束和个体内心道德自律即内在约束,实践中还需要合理对待欺骗者,互惠行为也要禁害第三方以趋善避恶。
2025年04期 v.78;No.399 65-7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53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