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军;
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迈向风险社会过程中的一次巨大考验。从风险社会学视角来看,它跟人类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以及人类社会行动的未预期后果密切联系,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紧迫性、复合性和危害性等特征。这种非常态情境的疫情灾害给国家应急管理和风险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此,必须构建一种与风险社会相适应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共同抵御疫情的蔓延和社会风险的扩散。
2020年03期 v.73;No.368 5-1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11K] - 刘佳;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对我国治理现代化的一次巨大考验,动员式治理成为全社会共同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的必要手段之一。"国家—社会"的共同在场形成了全民动员、系统协同的整体动员机制,促进了经济资源、情感道德资源、专业智力资源和全社会志愿力资源的快速集聚。"共同在场"的治理逻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发世界共识、通过"网络化+网格化"双网协同优化基层共建格局、构建"以人民为中心"为本质要求的系统性动员模式,实现国家治理结构优化和治理能力成长,形成"国家—社会"共同在场的中国经验。
2020年03期 v.73;No.368 15-2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79K] - 孙晓晖;刘同舫;
在当代中国的公共危机治理中,发起大规模社会动员是党和国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独特优势和有效手段。作为危机治理的方式和手段,社会动员的功能作用表现为:运用紧急动员快速实现资源集聚,通过参与式动员有效促成社会整合,诉诸传媒动员广泛凝聚多方共识。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社会动员存在边界效应,动员不足容易使危机治理的效能递减,动员过度则易造成危机治理的效力失控。这种边界效应的内在症结在于公共危机治理中产生的动员失范,因而规范化建设对规避社会动员的运作风险至关重要。基于公共危机治理现代化的视域探讨社会动员的优化策略,必须遵循社会动员的适度性原则,提高社会动员的法治化水平、专业化能力和参与性质量,以公共危机治理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20年03期 v.73;No.368 23-3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83K] - 孙晋;杨军;
行政责令是"新行政法"理念指引下兼具行政控权和私人自治双重功能的法律规制手段,其在行政实体法领域的广泛适用体现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理念。在抗击2020年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有必要充分利用《传染病防治法》所规定的行政责令法律制度及时制止和纠正各类损害疫情防控的违法行为。但是,当前行政责令法律属性不清晰,导致《行政处罚法》和包括《传染病防治法》在内的诸多行政实体法对行政责令的规定和适用尚有模糊和混淆之处,使得《传染病防治法》在应对新冠肺炎防控等公共卫生事件时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法律效力。需要厘清行政责令的法律属性以及行政责令和行政处罚的法律关系,从法律责任制度建构及健全法律实施效力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传染病防治法》的行政责令制度,使行政责令制度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更大作用。
2020年03期 v.73;No.368 33-4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81K]
- 汪信砚;
所谓生态文明,实即生态化的文明,也可以说是使现有的工业文明生态化。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并不是要创造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的文明形态,而是要为工业文明的发展植入一种生态维度,使工业文明由以往的"黑色文明"发展为"绿色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目的在于维护人类的利益,因而应该以人类为价值本位,坚持和践行以人类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价值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张生态文明建设是为了维护自然界的利益、应该以自然事物为价值本位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不仅必然在理论上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而且还会得出各种反人道主义、甚至反人类的荒谬结论。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追求,就是努力实现生态正义。只有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套能够切实保护生态环境的体制机制并充分发挥其作用,才能有效防范包括资本逻辑在内的各种形式的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对生态环境的侵害,真正实现生态正义,使生态文明成为现实。
2020年03期 v.73;No.368 42-5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83K] - 朱必法;孙伟平;
"人"在审视自身价值过程中,经历了从最初的"自然膜拜""英雄崇拜"到"上帝崇拜"的过程;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理性之光冲破了神学的束缚,开启"人"重新审视自身价值的新旅程。在生存与发展、自我与社会之间的权衡中,"人"在价值认识中出现了自我偏差。对人的价值进行反思,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克服极端利己主义、急功近利、自由主义和庸俗化倾向。只有在实践中不断超越自己和创生自己,"人"才能更好地实现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自身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2020年03期 v.73;No.368 52-5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68K] - 李建华;
伦理与道德是理解伦理学和道德学的关键性概念,二者在以往的研究中经常是不加区分甚至是互用的,因为就词义而言,二者在本源上具有同源性,都是指社会的风俗、习惯、规约等。但学术史发展表明,伦理与道德还是有重要区别的,甚至表现为谁对谁有优先解释权的问题,如黑格尔将道德上升到伦理,而李泽厚则主张从伦理进入道德,这表明二者具有共时态的互释性,即伦理与道德是可以相互解释的。当代伦理学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是逐渐从"伦理学就是道德哲学"的"绑架"中挣脱出来,以更加广阔的视域和自身独特的方式进入并服务于真正的、新型的"人伦"世界,与道德学并行,实现"离而不分"的"自由发展"。这种分离会促使道德学侧向于道德本身的个体德性塑造,伦理学侧向于伦理实体之上的利益关系调节。无伦理规范的道德和无道德律令的伦理也许会成为可能,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之争论也许会得以破解。
2020年03期 v.73;No.368 59-7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97K] - 王中江;
从不同的视角对伦理提出不同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都丰富和扩大了伦理学。人和世界整体上作为关系性的存在可以为伦理解释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甚至可以称为"关系伦理学")。这是因为,一般所说的伦理规范和价值,既是人类为了适应世界各种关系和建立良好关系而演化出来的,同时又在变化着的关系世界中而变迁;伦理规范整体上具有互予、互惠、互利等各种各样的交互性和相互性特征,伦理上的互爱、互尊、互信、互让等就是它的一些具体表现;伦理上的赞赏和称誉是人们对人的良好言行的报答,而谴责、惩罚则是人们让一个人为他的不好言行付出或大或小的代价。
2020年03期 v.73;No.368 71-8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25K]
- 邓大松;杨晶;孙飞;
利用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农户数据,在考察收入流动与收入不平等现状的基础上,使用kakwani个体相对剥夺指数和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收入流动、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可发现:随着时间的变化,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惯性率整体上呈现出下降趋势,但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流动性存在差异;收入向上流动能够显著缓解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而收入向下流动则会加剧其收入不平等。社会资本积累能够有效缓解收入流动不足引致的收入不平等,表现为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农村居民就越容易实现增收,而社会资本不足容易引致收入不足,进而加剧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在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的背景下,增强农村居民社会资本、防范弱势群体收入向下流动,成为降低收入不平等的关键。
2020年03期 v.73;No.368 103-11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22K] - 杜莉;郑立纯;
中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已历经近40年的演进和发展,对于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依据国家"十一五"至"十三五"规划文本,通过分析其中所列举的重点发展方向,选取其中与绿色金融发展相关内容进行梳理,归纳出六大绿色金融政策质量评价指标共28项具体指标,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绿色金融政策质量,可发现:中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中的绿色信贷政策质量最高;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绿色债券政策质量较好且相近,分列第二、第三位;绿色基金政策与绿色保险政策质量较低且相近,分列第四、第五位。因此,中国仍需进一步优化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弥补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短板,尤其要着力优化绿色基金政策、绿色保险政策,全面提高绿色金融政策效率。
2020年03期 v.73;No.368 115-12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01K] - 胡滨;程雪军;
随着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金融科技迅猛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大数据与深度学习不断进化、金融服务模式与产品发生重大变革,全球普惠金融经历了"微型金融→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的演进与发展。在全球金融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各国加快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并从国家层面制定发展战略。中国应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国际金融治理的话语权,构建数字普惠金融的长效监管机制,大力建设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进而提高中国金融业的全球竞争力。
2020年03期 v.73;No.368 130-14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058K]